复旦新闻学院：中国新闻史的底稿

　　中国新闻事业与复旦，在过去已有密切的关系，在未来更有远大的展望。

　　记者 | 王 煜

　　2019年10月底，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新闻学院屠海鸣图书楼三楼面貌一新，“以新闻的名义”90周年院庆文献展在此举行。展览中，有一组纸质文献展品特别引人注目。这些调查问卷、访谈记录和一叠厚厚的论文手稿，出自复旦大学新闻学系1977级的校友陈明贵等4人，他们是“文革”后首次高考入学的学生。他们就读时，自发对全国100位知名记者做了调查访谈，涵盖范敬宜、郭超人、阎吾等大家，将调查结果总结成文，写就5万余字的《记者成才之路》。时任新闻学系主任王中认为此文质量很高，同意以这篇文章作为4人的毕业论文。

　　“以调查报告代论文，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传奇。初读这篇论文，我的感受是，他们不仅对‘记者如何成才’做了探究，更是在以记者的视角思考百废待兴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新闻业该如何互动和发展。观照社会现实，是90年来复旦新闻人的传统。” 文献展的策展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1929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90年风雨，复旦新闻一直应时代变化而革新，以改造社会、服务国民为己任，成为融通学界与业界、联系理论与现实的“天下记者家”。因而，记载在复旦新闻书卷上的点点滴滴，不仅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也是中国新闻史的一份厚重的底稿。

　　回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历史，就是向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致敬。

　　学生们在复旦新闻学院正门合影。　　为民族振兴，与世界接轨

　　“复旦大学要办新闻系了!”1925年8月25日，沪上市民从当天的《申报》刊登的招生广告上知道了这条消息。它宣告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即将诞生，这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社会教育，有赖报章……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规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这是1929年建系之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简章》对自身办学宗旨的阐述。

　　这样的办学理念最为直接地体现在课程体系的规划上。在首任系主任谢六逸的主导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课程设置从最初就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当时的学制规定为四年，学生须修满161个学分，所修读的课程计45门以上，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助知识、写作技巧和实习与考察五大类，已经十分丰富与完备。课程设置中还注重向学生介绍国外新闻发展情况，包括欧美新闻事业、日本新闻事业和比较新闻学方面的课程。

　　在谢六逸看来：“新闻学的知识与技能，是最活用的知识。别的课程与社会直接发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只有研究新闻学的学生，他们几乎是完全浸润在实际社会生活里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同上海新闻界联系十分密切，自1930年起，谢六逸聘请到不少著名报人来新闻学系讲课，如《时报》总编辑戈公振、《时事新报》编辑黄天鹏、《新闻报》编辑郭步陶等。基础课程由校内的专任教师教学，专业课由记者专家教学;新闻学系的专任教师也几乎全部去报社兼职。学界与业界成为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亲密朋友。

　　为了让学生在校内也有实践的平台，新闻学系先后创建起复旦通讯社(后改名复新通讯社)、《复旦校刊》等，其编辑、营业和印刷等一切业务工作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担任。复旦通讯社一天发稿两次，不仅服务校内，还向社会新闻机构供稿，各大报刊也乐于采用。1934年9月，新闻学系与校方共同集资，创办起复旦大学印刷所，在教学实习的硬件上提供了便利。

　　谢六逸一手制定的复旦新闻学系教学大纲及其设置的课程体系，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3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谢六逸主持制定大学新闻学系课程以及设备标准，作为国内各大学新闻学系的准绳。

　　不仅在教学上领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创建不久后也实现了科研的开展。

　　新闻学系的教授们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往往一门课程教完，一本教材或论著也接着出版。新闻学系师生出版了一批专著，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长足发展。193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率先建立新闻学研究室，开国内高校新闻学系科设立新闻学研究室之先河。

　　创建伊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在宗旨、教学、科研、实践、硬件建设等各方面都已具备了较高的水平。谈及原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简史》的主要编著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当时筹办新闻系的陈望道、谢六逸等人，大多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放眼世界，把当时全球最高水平的新闻学理论与实践引入复旦新闻学系。同时，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也是世界新闻业的重镇。在这样的条件下，“复旦新闻教育从一开始就和世界很近，与高水平接轨”。

　　这样的高水准，在复旦新闻学系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上得到集中体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新闻界于1934年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并决定在次年举办一次报纸展览会，以促进国内外新闻界的交流，让公众更加深刻地认识新闻业的作用。

　　这项重要的任务最终为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承担。为此，新闻学系成立了筹备会，谢六逸为副会长，会长是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可谓举全校之力倾力投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35年10月7日，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在复旦大学相伯图书馆举办。

　　这次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国内报刊近1500种，包括《申报》创刊号等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报纸;外国报纸500种，有英、美、日、德等国大报，包括1833年出版的美国《太阳报》创刊号。展览还包括新闻教育展览馆，陈列品为统计表格、通讯稿、照片等，对邵飘萍、史量才等献身新闻事业的杰出人物，也有专题介绍;在印刷电讯机器展览部，陈列来自在沪外国印刷商的多种新型的铸字、排字、印刷机器，并现场做操作表演。

　　盛大的展览会为期一周，参观者超过一万人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这不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实践教学理念、开展学术研究的一大成果，更重要的是早期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检阅了当时中国新闻教育的成就，同时让社会大众有了一次亲身了解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机会。

　　陈望道(第一排右二)在初创的复旦新闻馆门前。　　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世界报纸展览会让初创数年的复旦新闻学系名声大振。不久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复旦新闻学系随学校西迁重庆。在战乱中，复旦新闻人依然坚持先进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理念。尤其在陈望道接手负责新闻学系后，发展有了新的局面。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语言学家和新闻学家。早在192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教育的起步即出自陈望道的建议;新闻学系在1929年成立，也是他力主的结果。

　　1941年9月，陈望道代理新闻学系系主任一职;次年9月正式接任系主任后，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原则。1943年4月，陈望道又提出“好学力行”的系铭。这四个字源于《中庸》里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陈望道用这样的表达，来强调新闻的学习应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好学”是基础和前提，“力行”是目的和效果。这个系铭一直保留到今天。

　　陈望道大力支持的“新闻晚会”正是“好学力行”的鲜明写照。1943年秋开始，在陈望道的支持下，新闻学系的学生开始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晚会的主题并不局限于校内或新闻学范围，而是关于当时的时政与社会的重大话题。第一次新闻晚会，主题为《苏德战场纵横谈》，晚会还制作了报上刊载的苏德战争形势图的放大版。会上有报告、讨论、辩论，气氛热烈活跃，围绕“新闻与政治”“我们的出路何在”“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的话题，大家各抒己见。

　　晚会初创的前两年，新闻学系所在的重庆夏坝地区还没有电灯，在烛光之下，不仅本系的同学几乎全部出席，还有许多外系同学也踊跃参加。据记载，新闻晚会在重庆共举办过110多次，这一活动品牌在复旦新闻学院一直保留到今天。

　　随着抗战的持续，新闻学系的教学实习条件日益困难，为了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让学生在校内就有一个良好的实习基地，1944年4月，陈望道发起筹建新闻馆的募捐。

　　1945年4月5日，新闻馆建成开幕。馆内有招待室、资料室、图书馆、阅览室、印刷间、编辑室、报展室，虽然并不豪华，但一应俱全，为人赞赏。于右任在祝贺新闻馆开幕的演讲稿里说：新闻馆落成庆祝的意义，决不止平常添设几个房舍，而是这馆舍命名的含义——中国新闻事业与复旦，在过去已有密切的关系，在未来更有远大的展望。《新民报》记者廖毓泉赠送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十个字从此脍炙人口，成为复旦新闻学系的象征文字。

　　无论在重庆还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新闻馆都成为复旦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堡垒，师生在这里收听进步广播、讨论时局大事，并且付诸实际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学系回到人民的怀抱。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复旦新闻学系成为全国唯一保留的独立新闻学教育院系，并且吸收了全上海各高校的新闻学教育人才，实力得到进一步充实。

　　1952年10月，复旦新闻学系正式迎来了系主任王中。王中是出身行伍的新闻实践家，到了教学与科研并重、与世界联系紧密的复旦新闻馆后，从善如流，并力主发扬这里的特色。

　　1956年3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办《新闻学译丛》，这是国内第一家新闻学译文刊物。该刊除了介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进步报刊工作经验外，还专门辟出“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一栏，大量介绍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理论发展情况。《新闻学译丛》在国内最先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

　　1956年，王中潜心研究中外新闻理论，之后集成为《新闻学原理大纲》。这份大纲有诸多重要的创新观点。他提出报纸的“两重性”，一是宣传工具，一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办报要讲读者需要，要按经济区办报。

　　王中非常重视新闻学研究，他反对“新闻无学”的观点。这为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接下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王中被扣上“否认新闻的阶级性”等帽子，被错误地打倒。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袭来，新闻学系的正常运转虽受到严重影响，但依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1961年9月，新闻学系率先招收研究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开展新闻学研究生培养的教育机构。

　　王中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教学。　　记者摇篮，奔腾向前

　　“文革”结束后，王中得到平反，1979年10月再次担任复旦新闻学系主任。在繁忙的行政与教学工作之余，他继续从实际出发，探讨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深化过去的观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撰写系列学术论文，对新闻的阶级性、新闻的定义、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宣传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引领了之后全国的新闻理论研究。

　　1978年3月，新闻学系重新建立新闻研究室。7月起，新闻学系先后创办《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新闻学研究》《新闻大学》等学术研究刊物，在国内最先开始搭建新闻学术讨论与研究的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系编写教材的力度日益加大，1986年在国内出齐第一套新闻学系列教材。

　　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升格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揭开了历史的崭新一页。

　　学院朝着创建多元化教育教学体系的方向发展，重点发展学士、硕士、博士3个层次的学位教育，同时尽力发展为社会服务的培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院的专业经过逐年调整拓展，形成目前的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学4个本科专业的格局。

　　新闻学院在学科上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在几乎所有的国家相关重点学科的建设项目均榜上有名。学院师生与新闻业界继续紧密联系，本科生要经历42天的小实习和一个学期的大实习，学院选派青年教师带队，是经历多次教学改革也雷打不动的传统。学院与世界新闻教育同行保持交流，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院系建立了学生交流和项目合作关系。

　　进入21世纪后，新闻学院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的领导与帮助下，开创了 “部校共建”这一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创新机制，自2013年12月开始在国内其他高校推广。

　　时代的新需求永远是复旦新闻学院变革的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提出“复合教育观念”，强调新闻院校应该转变观念，放宽专业口径，让新闻传播学类学生真正具有“杂家”优势。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学院在2008年确立了“大新闻传播”的全新教学理念，又于2012年开始推行“前两年主攻非新闻传播类专业，后两年回到本专业学习”的“2+2”本科生培养模式。近年来，媒体的融媒体发展势不可挡，学院又在全国率先开展新媒体传播等方向的专硕教育。

　　秉承“好学力行”的精神，复旦新闻这座“记者摇篮”，在时代长河中，立于潮头，奔腾向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赵知乐、黎宣驿对本文有贡献)

　　学子们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屠海鸣图书楼前

编辑：李欣童